沈醉：我所认识的叶挺和张国焘
叶 挺
▲我始终遵照戴笠的指令行事，旨在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之处，逐步诱导叶挺提出更多要求，进而促使他转变立场，站在蒋介石的一边。
1941年伊始，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命令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皖南地区集结了七个师的兵力，对英勇抗日的我新四军展开围攻。叶挺军长被捕后，被押送至当时第三战区长官部所在地江西上饶，并在那里被囚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此后，蒋介石下令将叶挺将军交由顾祝同负责，送往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实则转交给了军统局进行看管。当时，军统局桂林办事处主任杨继荣，其公开身份是军委会桂林办公厅民众情报处的处长。
叶将军抵达桂林后，随即被杨继荣派遣的办事处警卫组特务拘禁于桂林七星岩附近的一处山洞之中。洞内由军统特务负责看守，而洞外则部署了一个宪兵排负责警戒任务。
叶挺
1943年春季，蒋介石再次下令，命军统局特务头目戴笠将叶将军押送至重庆。彼时，我担任军统局总务处处长之职。我有一胞弟沈默，他既是军统桂林办事处行动组组长，亦兼民众情报处警卫组组长，其职责正是监守叶将军。一日，我接到沈默从桂林打来的长途电话，告知我他将于次日搭乘航班将叶将军送往重庆，并叮嘱我前往接应。
我立刻与军统司法处处长的沈维翰取得联系，他向我告知，军统特务团——亦称特务总队——的团长杨清植早已做好了充分准备，期待我能与杨团长一同前往机场协助事宜。
翌日清晨，我与杨清植抵达了重庆的珊瑚坝机场。直至所有乘客皆已离机，我才注意到沈默与一位满头银发、胡须浓密的长者并肩缓步走出机舱，他手中提着一盏装有植物油的灯笼。这盏灯笼以数根竹条为架，顶部安放着一个铁质的小盘，注入植物油后，插入灯芯便可点亮。
沈默向我们介绍这位便是叶将军时，我们立刻向他行了一礼，他礼貌地点了点头以示回应。我问候道：“军长，您辛苦了！”他面无表情地回应：“不值一提。”
迈出机场的那一刻，他不禁仰首一瞥，喃喃自语道：“呵，到了重庆。”
我带着疑惑的口吻问道：“军长，为何您会携带这样一盏油灯？”
他嘴角上扬，将灯光举得老高，语气中带着几分深情：“这两年来，它始终陪伴在我身边，我打算将它随身携带，作为一份永恒的纪念。”
杨清植特意为叶将军备下了一顶轿子，轿门与窗皆以布料严严实实遮蔽，此举旨在从珊瑚坝飞机场至公路途中，需攀登数百级石阶，以防他人察觉。叶将军见到这顶轿子，心中不悦，拒绝乘坐。然而，杨清植执意邀请他入内，最终，叶将军在无奈之下只得应允。
我们紧随其后，身旁还伴有20余名便衣警卫，以及由军统操控的重庆航空检查所的十余名执行航检任务的特务，他们分布在我们四周。
杨清植深恐出差池，忧虑有人会行劫，因此坚持将轿子抬至汽车旁。卸轿后，我与沈默、杨清植一同陪同叶将军乘坐一辆汽车，前后均有警卫车辆相伴，直至将叶将军安全送达至林森路望龙门第二十二号的军统特务团团长官邸。该住宅毗邻特务团在望龙门两湖会馆的团部，素来为团长之居所，此次特为叶将军临时腾出。
返程的路上，我不禁抱怨沈默为何不帮叶将军打理一下发髻，竟弄成这般引人瞩目的模样。
他向我透露了叶将军被俘后的遭遇和在桂林的日常。据他所说，自从被俘，叶将军便坚决拒绝理发和修面，坚称自己是一名奋战在抗日前沿的军官，并无过错，质疑为何要对他进行逮捕和监禁。因此，他选择不理发、不修面，以此表明自己除非获得自由，否则绝不妥协，即便是劝告也无济于事。在桂林，叶将军养了一头奶羊，每天亲自放牧或割草喂养，并自己挤奶饮用。原本计划将羊一同带走，但由于乘坐飞机不便，只得作罢。每当黄昏时分，由于规定不能离开山洞，他只能在油灯下阅读报纸、撰写日记。他对看守自己的小特务态度温和，从不提出任何超出规定的要求；然而，当高级官员前来探望时，级别越高，他的态度就越显坚定和严肃，不断抗议为何被囚禁。
戴笠
重返军统局，我即刻向戴笠汇报，告知叶将军已被成功解送至重庆，并详细描述了他在桂林期间的种种情形。
戴指示我，在生活细节上多加关照，并反复强调，务必让叶将军打理一下仪容，因蒋介石有可能与他会面。
不久之后，戴笠向我传达了一个消息，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即将前来拜访叶将军。他叮嘱我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尤其是要为叶将军打理好头发，更换上一身更为得体的衣衫，同时，还要确保房间整洁有序。
我迅速带领理发师及副官等人，前往拜访叶将军。起初，我与他探讨了有关日常生活的一些事宜，他对此并无特别的要求。经过一番周旋，我终于巧妙地引出了话题，提及重庆的气候如何闷热难耐，甚至有人因此头上生虱，借此建议他不妨将头发稍作修剪。
未料言犹在耳，他便洞察了我前行的目的，随即瞪大了眼睛，语气庄重地对我强调，除非得到无条件的释放，否则他绝不容许剃掉头发，纵使天气酷热难耐，他也甘愿承受，并叮嘱我无需为他担忧。
在叶将军的演讲中，最令我难以忘怀、记忆犹新的，是他那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绝不会为了见我不愿意见的任何一人而削剪须发。”他甚至拒绝更换衣衫。我遭遇挫折，只得返回向戴笠汇报。
戴表示，此人素来性情刚烈，随他而为，不必急于一时，耐心等待即可。
陈诚
几日后，陈诚拜访了叶将军。戴笠特地告诫杨清植需格外留心，鉴于陈诚态度之傲慢，以及叶将军性情之刚烈，担心可能引发不测。杨清植随即派遣数名警卫隐匿于窗外暗中观察。两人本就相识，闲谈片刻后，陈诚便开门见山，表达了希望叶将军能够屈尊就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的愿望，并征询叶将军的同意。
叶将军果断予以拒绝，并明确表态，除非他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并严惩围攻新四军的责任人，否则他将不参与其他任何事务。他多次质问陈诚，为何对正在与日军作战的新四军发动攻击？他抗敌有何罪过？为何要将其逮捕监禁？叶将军亦反复强调，国民党的此等行为只会助长敌人气焰，而对国家民族毫无益处。
面对询问，陈诚无言以对，最终只是轻描淡写地表达了对叶的考虑之请，并表示愿意择日再行深入探讨。进入时，他气宇轩昂，步履轻快；然而离去时，却沮丧地低垂着头，一言不发，匆忙离去。
时过境迁，陈诚再度拜访叶将军，却依旧未能如愿以偿。据悉，叶将军的态度愈发坚定，这让陈诚不得不狼狈地匆匆离场。
自叶将军坚决回绝了陈诚的提议，恳请他担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一职，短短一个月内，戴笠便遵照蒋介石的旨意，剥夺了他的特殊待遇，并将其从望龙门二十二号转移至中美所内的白公馆实施软禁。叶将军便在重庆磁器口小歌乐山北麓，由四川军阀白驹所建的香山别墅西侧正房中，度过了长达一年多的囚禁生涯。
此后，鉴于中美所的美蒋特务对这栋房屋产生了兴趣，戴笠便将白公馆内其他被囚禁的犯人转移至中美所最西端，渣滓洞看守所。而叶将军则单独被安置在中美所东南角的洪炉厂附近，半山坡上的一座小屋内，该地与囚禁廖承志先生的地点相去不远。
不久，陈诚将叶将军接到湖北恩施，意图说服他出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之职。叶将军逗留了一段时间，却依然未点头同意。陈诚察觉无法撼动叶将军坚定不移的意志，无奈之下，只得将他送回戴笠的囚禁之地。直至1946年春，他被释放之前，始终未曾更换过囚禁地点。当时，戴笠将这片区域划作中美所的“禁地”，专用于关押高级政治犯，警卫森严，一般军统特务人员均不得擅自穿越，更严禁靠近那些三五间为一排的独立平房。
在叶将军被军统囚禁的那段日子里，我曾前往探望他三四回。每次与他交谈，询问他是否有所欠缺，他总是淡然回应，称一切无需增添。他的生活节奏井然有序，每天清晨便早早起身，先以冷水沐浴，随后进行一段体操活动。早餐过后，他便会沉浸在阅读书报的时光中。尽管他对国民党的报纸深恶痛绝，每次拿起一看便随手丢弃，但鉴于他孤身一人，囚禁于狭小空间，无人交谈，亦无其他读物，他往往会过不多时便将地上的报纸捡起，重新阅读起来。
昔日白公馆的守卫所长侯子川，性情凶狠，常对囚犯施以殴打与辱骂。然而，面对叶将军，他却不敢有丝毫冒犯。有时侯子川前去看望叶将军，叶将军甚至还会规劝他，告诫他对待他人不可过于苛刻。
叶将军迁居禁白公馆后不久，戴笠因视察中美所的房屋建筑工程途经此地，便顺道拜访了叶将军。当时，我偕同总务处负责工程管理的科长侯桢祥一同陪同前往。看守所长侯子川随即派人通报，邀请我们入内。
踏入屋内，叶将军依旧身着短裤与汗衫，盘膝于地板之上，手持一柄大葵扇，悠然自得地纳凉。往常我拜访他时，总能见到他谈笑风生，可是在戴笠那次前来探望时，他却显得颇有疏离。鉴于侯子川察觉到叶将军可能未认出戴笠，便提醒道：“戴先生特地前来拜访军长。”
叶片依旧保持静止，仅以一句回应：“早已知晓，你不是已经派人通知过我了吗？”
戴笠向他友好地致意，他轻点了一下头，嘴角微微上扬：“请入座。”
戴笠一见此景，便深知无话可说，于是仅简略询问了对方的生活近况，对方依旧表示并无所需。戴笠见对方态度冷淡，心中颇感不悦，遂未坐下，仅站立片刻后便转身离去。
在抗战胜利之际，国共两党展开和平谈判之际，毛主席曾向蒋介石先生提出释放廖承志、叶挺等同志的请求。在此期间，我专程拜访了叶挺将军。
叶挺
当时，我的心中充满了好奇，渴望了解共产党的高级将领获释后首要的行动。鉴于军统监狱也曾关押过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及军统特务，他们一旦获释，首要之事往往是如何与家人团聚，或是品尝久违的美味佳肴，亦或是拍摄一张照片，以此弥补被囚禁期间的缺憾。然而，当我向叶将军提起此事时，他的回答却让我颇感意外。听闻我的询问后，他未曾迟疑，语气坚定地回应道：“我若能重获自由，首要之务，便是恳请党组织恢复我的党籍。”
“那很好，那很好。”
事实上，我始终遵照戴笠的指示行事，试图在日常生活中逐步提升他的要求，进而促使他转变立场，站在蒋介石这边。因此，当我听闻他那坚定且明确的表态时，心中充满了失望，并将这一情况向戴笠进行了汇报。他沉默良久，随后才缓缓说道：“共产党人的可怕之处，便在于这些细微之处。”
此后，蒋介石无奈应允了毛主席的请求，以叶挺将军为交换，换取了马法五的释放。
1946年3月4日，戴笠派遣军统第二处副处长叶翔之，负责将叶挺将军护送至林森路上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与此同时，我也受命陪同廖承志先生前往国民参政会，并将他引见给邵力子先生。
叶挺将军听闻此事后，即刻将那盏曾随他自桂林携至重庆的小油灯从壁上摘下，紧握手中，筹备着出狱。彼时，他的长发已垂至肩头，胡须亦蔓延至胸膛。在登车前与我道别之际，他面带胜利者的笑容，神情愉悦地轻抚着长发与胡须，对我说：
“虽曾屡次遭到您的建议，要求我将之剪去，我却始终未能从命。如今，我将主动进行裁剪，不过我仍将悉心保存它们。”
本文作者：沈醉
张国焘
▲那日，我在毛人凤的办公室与几位处长闲谈。提及张国焘的诸多生活琐事，我感叹道：“真没想到，这位兄台如此懂得享受，与我们并无二致。”毛人凤闻言，微微一笑，回应道：“若非与我们相同，他又怎会投奔至我们的阵营呢？”
1942年2月1日，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主席发表讲话，指出：“张国焘曾向党中央提出独立行动的诉求，最终演变为背叛党的行径，沦为特务。”
毛主席未曾明确透露，他究竟投身于哪一特务机构，以及在那机构中从事了哪些见不得光的勾当。“毛选”的注释中也并未对此进行说明，而张国焘本人亦不愿或不敢详述，或许这与毛主席曾评价他“张国焘是个不老实的人”不无关联。
张国焘与毛泽东
张国焘曾多次向我及毛人凤、黄逸公等军统要员透露，在国共二次合作抗日前，他早已萌生依附国民党的念头。在他共产党内的辉煌过往之后，长征至陕北的经历，最令他感到沮丧的是：既无实权，又常受委屈。他的妻子亦持相同看法，提及往昔，她总是眉开眼笑地称赞他曾是叱咤风云的杰出人物，然而时运不济，他的境遇每况愈下，直至终日忍辱负重。或许，这正是他寻求“正当”出逃理由的缘由。
自国共实现二次合作以来，每年清明之际，国民党官员便会前往陕西黄陵县，对轩辕皇帝的陵墓进行祭扫。陕甘宁边区政府亦循例派员参与此等皇陵祭扫活动。1938年清明节，时任陕甘宁边区代主席的张国焘，以公干之身出席了此次仪式。据悉，这乃他蓄谋已久的投敌叛党之机，因而他特地请求参与。仪式结束后，按计划他应返回延安，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他竟向国民党官员表示有意前往武汉。闻讯的国民党主祭官员喜出望外，即刻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迅速发电报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亦回电表示欢迎。
经过我往昔的调查，此番张国焘的逃离，事前并无他人策动，实乃他早有预谋，早已下定决心背叛党派，投向敌方。
抵达武汉之后，共产党方面屡次派人试图与他取得联系，期望他能重返延安，然而他的拒绝始终如一。直至情势无可挽回，甚至跟随他的警卫员也选择背离他，返回延安，不愿与他同流合污，出卖自己的灵魂。至此，他真正沦为了名副其实的孤身一人。
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投向国民党之举，无疑引发了国内外众多人士的关注。尤其是他在会见记者时发表的诸多言论，令不少记者感到颇为惊讶。
蒋介石迅速在武汉接见了他，对他的加入国民党表示了嘉许，彼时他或许深信，自此踏上了一条通往升迁与财富、飞黄腾达的道路。
然而，与国民党人士周旋，并非易事。即便曾经的地位显赫、声名鹊起，若在投降时未能携带重礼，手中缺乏任何可以谈判的筹码，便只能接受既定安排。
很快，张国焘未曾预料到的是，蒋介石仅授予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的职位。这位热衷于名利的人，对于这样一个权力有限的虚衔，感到极度失望。他是否有过后悔？我未曾听闻他与家人谈论此事，即便有所感慨，想必也是不敢轻易言说的。
尽管如此，有一丝慰藉让他聊以自慰，那就是相较于延安，他的生活条件改善了许多。在这里，他能够享受到更为舒适的生活，无人对他指指点点。他几乎成了国民党官员们的座上宾，而在欢宴嬉乐之时，那些官员们总是谈笑风生。虽笑语中暗藏锋芒，但多年的官场历练使他们巧妙地隐藏了锋芒，表面上对他始终保持着谦恭有礼的态度。因此，他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的待遇还是要比在延安时更为优渥。
“西安事变”过后，在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努力下，遵循共产党的统战方针，成功说服张学良和杨虎城和平解决了一场危机四伏的内战，从而使得蒋介石重获自由。自此，国民党不再敢于公然宣扬“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随着卢沟桥的日军炮声惊醒了整个国家的民众，蒋介石也不得不发出号召：“无论地域南北，不论年龄老幼，每个人都有保卫国土、抵抗侵略的责任。”
不过从南京仓皇逃到武汉之后，国民党中确有那么一批人就在相互交谈中提出了：“日本亡我国而不灭我党，共产党不亡国而欲灭我党。”在这些人心目中，国可灭，党不可灭，灭了党他们就无官可做无财可发了。所以逃到武汉后的国民党，又叫喊起“既要抗日又要反共”了。
恰在此时，张国焘孤身而至，正逢其时，遂被部分人誉为“识时务的英才”。他亦沾沾自喜，深信此次离队之举实属正确选择。然而，当蒋介石着手为他安排具体职务时，却着眼于反共立场。国民党机关林立，为张国焘谋得一个显赫的官职并非难事。但蒋介石反复权衡，最终决定将这位“活宝”交由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调度使用。
蒋介石和戴笠
军统，一专门针对共产主义和人民的特务机构，张国焘对此早已耳闻。因此，在蒋介石第二次与其会面时，语气中透着敬意，他指着站在自己身边的戴笠，说道：“我欲请张先生前去协助他一臂之力。”
张国焘闻言，一时愣住了，据说他愣立片刻，方才逐渐回过神来。此事确实出乎他的预料，竟是被派遣至军统局担任特务，非但不是局长或副局长，竟然仅仅是去“帮忙”。这样的安排，又能有多少前途呢！纵然心中有一百个不乐意，但毕竟刚踏入新环境，怎能立即违抗“最高统帅”的指令！于是，在片刻的迷茫过后，他的头脑逐渐清明，唯有点头哈腰，连连表示对分配任务的服从。
起初，戴笠未曾敢向老先生提出要这位“重量级人物”，他听闻，CC派领袖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亟欲邀其“协助”。而军委会政治部则认为此人的存在对他们更为关键。胡宗南、康泽等亦纷纷向蒋介石恳请，然而蒋介石始终未允。戴笠虽心向往之，却始终未曾敢启齿。直至前一天，有人向他透露风声，称老先生或许会将张国焘交付于他，这消息令他兴奋得几乎难以入眠。他坚信这是老先生对他特别器重的体现，更觉得拥有这样一个“活宝”协助军统，消灭共产党便易如反掌！
蒋介石和戴笠都错误地、也可以说是过高估计了张国焘，要么是听信了他的自吹自擂。都以为凭他过去在共产党内的地位和关系，可以大搞对中共内部进行打进拉出的阴谋活动，便对他寄予极大的希望。满以为只要他肯卖点儿力气，就可以搞垮共产党，至少在分裂共产党方面能起到一些决定性的重要作用。
“明日来我处用餐，将有一位曾位居共产党第三把交椅的杰出人物作陪。”在向宾客介绍张国焘时，他总是带着一种自豪的语气。
1942年，我受命调入军统局，担任总务处处长的职务。戴笠在家中举办宴会，通常无需我亲自操办。他家中有一位负责此类事务的总管，名叫阿何。阿何曾在香港半岛酒店担任多年的服务员领班，对于此类事务的处理颇有心得。我偶尔因其他事务前往戴笠的住所，多次遇到了张国焘。有一次宴会结束后，我与张同乘一辆车返回，他在车上与我闲聊时，对戴笠称自己曾是共产党内的第三号人物表示了异议。他竟厚颜无耻地对我说：“若在长征途中我更加心狠手辣，我在共产党内的地位恐怕不仅仅是第三、第二了。”
我先前对共产党的历史知之甚少，未曾明了其意所指。那是指红军长征期间，他分裂党组织，擅自设立中央，并试图陷害毛主席的阴谋未能得逞。我唯有模糊地点头，轻声应和“嗯”一声，以示对这种夸大其词的言辞的默许。当然，当戴笠向他人介绍他时，他自然不便说出这些话来。
初入军统局，张国焘便担纲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任之职。按规制，主任应为少将衔，而手下人员亦寥寥无几，这使得他心中颇感不满。鉴于当时军统内部，唯有戴笠与郑介民位列中将，其余如处长、主任，乃至毛人凤亦仅是少将，张国焘在军委会中身为中将委员，每逢开会，他便会身着军装，佩戴中将肩章。然而，一旦踏入军统局，尤其是在拜见戴笠之时，他却往往不挂中将之衔，多是以便服示人。
那日，他自军委会返，戴笠特设宴款待数位处长，亦相邀他一同赴约。众人皆佩戴少将徽章，唯独他一枚中将标志格外醒目，令他不禁感到几分局促。尽管他人虽为少将，手中权力却胜过他，他本人则仅限于学术研究。当众人围绕日常事务热议时，他竟沉默不语。
幸而他未能出席军统局的局务会议，否则若听闻那些部门负责人汇报其肆无忌惮的行径，以及他们在人事与财务方面所拥有的无上权力，恐怕会让他羡慕不已。
张国焘初去军统时，虽然有许多使他不满意的地方，但戴笠、毛人凤等对他还相当客气，不用几天，便有宴会邀请他参加，不过国民党的酒席可不能白吃，吃了就得给人做事。他最苦恼的是逃出来时，只是光棍一条，什么班底也没有，可不像他当年企图分裂党中央时，还有一些人受骗上当，跟他去胡闹了。所以他一开始要做工作，就向戴笠提出要办一个训练班，由他亲自主持训练出一群专门打进边区去的特务，才能施展他的阴谋。他自己常说：他不但是为国民党工作，也是要报他的大恨深仇。他究竟是恨共产党还是恨批斗过他的什么人？他没有具体说出来过。
张国焘提议开设一个训练班，并亲自担任主持，戴笠对他提出的各项要求均予以应允。然而，关于班名的确定，却颇费了一番脑筋。鉴于军统局已有多家大型训练班以地名命名，诸如临澧、黔阳、息烽、兰州、东南、重庆等，重庆地区不能再设立同名班级。经过反复讨论，最终决定以张国焘主管的单位为基础，命名为“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鉴于抗战时期，表面还需维持国共合作，故不宜采用反共或类似字眼，因此在军统内部，凡是以“特种政治”冠名的单位和案件，均系针对共产党的专门机构。
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的学生选拔，戴笠特别下令军统人事处与训练处，需从其他训练班中精心挑选出一批已毕业或在训、具备该项工作资质的所谓优秀学员。这些学员还需接受戴笠亲自的谈话与考核，方得进入此班。这种郑重其事的做法，在军统举办训练班的历史上尚属首次。由此可见，戴笠对这一班级寄予的厚望远超任何其他班级。因此，张在满足所需资金与人力时毫无吝啬，在此期间，张亦深感自豪。
黄逸公，这位曾多年担任张国焘助手的资深人士，曾向我透露，张对戴笠言听计从，坚信只要彼此信任、紧密合作，定能成就一番惊世伟业。
黄逸公，安徽桐城人士，早年投身上海地下党事业，并曾赴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1932年，他在上海不幸被捕，被关押于英租界巡捕房达两年之久。出狱后，他失去了与党的联系，却意外与叛徒王克全相遇，后者将他引荐入特务组织。历经多年严格考验，戴笠最终认定黄逸公忠诚可靠，遂派遣他协助张的工作。黄逸公起初担任特种问题研究室秘书，张创办训练班时，他则被任命为教务组长，戴笠则兼任班主任，而张则担任副主任，实际负责训练工作的全面安排。所有训练事宜均由张亲自策划部署。
戴笠始终遵循着蒋介石对于处理共产党叛徒所坚持的几项核心原则：即“只能索取其所需，绝不允许其深入了解我方”以及“尊敬但保留怀疑，任用但怀有疑虑”。因此，张国焘所主持的训练班，不能与军统局其他训练班同置于该局乡下的办事处附近缫丝厂，而是被安排在了磁器口的洗布塘。
当时，张主持的研究室并非位于罗家湾的军统局总部之内，而是另行租赁了别处房屋。军统局举行的重要会议鲜少邀请张参与，偶尔他会与几位处长、主任一同前往戴笠家中共进简餐，此举虽显对其并非外人的待遇，实则流露出一种微妙的不亲近。或许是为了避免张国焘对军统机构进行“研究”。因此，军统局中众多科长级别的中层骨干鲜与张国焘有所交往。有些人甚至仅闻其名，未曾谋面。
身为总务负责人，我需与各个部门保持紧密联系。在业务方面，我始终保持不干涉的态度，但对于生活相关事宜，我则会主动过问。然而，对于张主管的研究室，我起初并不抱太多兴趣，数年间，我仅造访过该室寥寥两三次。
那次我前往该地，是为房屋修缮事宜进行检查。恰逢张正正与数位同仁聚首一堂，讨论着某项议题。简短寒暄数语后，他便为我引荐了几位素未谋面的新朋友，并促成了握手之礼。我随即起身，礼貌地请他们继续会议。
当黄逸公送我出门之际，我不禁好奇地询问：“那些人是谁，我为何不熟悉他们？”黄对我解释说，其中两位隶属于中统特务机构，一位名叫何云，另一位的名字我已无法回忆。
毛人凤
我重返军统局，立刻向毛人凤汇报（彼时毛人凤担任代理主任秘书，因主任秘书郑介民在外兼职繁重，无法亲自到局办公，故由毛人凤代为履行职责）。提及张国焘擅自召集非军统局人员开会，询问毛人凤是否有所了解？
“你难道忘了，你每月在漱庐（军统对外公开联络的场所）设宴款待与会者的场景吗？其中不乏中统局局长和宪兵司令的身影。”
我方才记起，军统、中统与宪兵三派之间，为争夺权力与利益，时常争斗激烈，以至于不得不将纷争上报至蒋介石面前。然而，在应对共产党的问题上，他们却能口径一致，坐下来共同商讨对策。他们深知，若是对此放松警惕，恐怕将陷入同归于尽的境地。
由张国焘主持的训练班为期半年，学员皆来自其他特务训练机构，已普遍接受过特务课程的基础教育，故无需重复授课。在首届学员圆满完成学业并举行毕业典礼之后，戴笠随即指令张国焘开办第二期班次，每期招募的学生人数约为百五六十名。
彼时，戴笠对这批毕业生寄予厚望，在将他们派往西北之前，他分批次亲自接见，并与之共进午餐，以此彰显特别的优待。在接见过程中，戴笠不断勉励他们，教导他们应全力以赴，完成“领袖”所赋予的“光荣使命”。
遗憾的是，这段美梦很快便破灭了。原来，张国焘亲自讲授的关于共产党的分析、研究，以及如何渗透进边区、如何赢得信任等策略，一旦付诸实践，却全然不是那般情形。他曾引以为傲的一些得意门生，手持他亲笔所书的信件，试图联系往日相识，却音信全无，有去无回。戴笠见状，心急如焚。勉强完成第二期培训后，他不得不宣布项目暂停，张国焘也因此声称生病，不敢再去见戴笠。戴笠也急忙亲自前往西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却不敢直面蒋介石。这次实验充分证明，大规模派遣人员渗透边区的计划已经彻底失败。
戴笠手迹
戴笠自西北归来之际，传闻胡宗南曾向他提醒：张国焘在延安人脉虽不广，然在红军内部尚存若干联系。目前，由红军改编而成的八路军正活跃于太行山区之敌后。胡宗南建议张国焘派遣一些人尝试接触。据曾任二十七军军长、驻守太行山边缘的范汉杰所述，他时常接到戴笠的信件，信中请求他协助将这些人护送至八路军控制区域。然而，此事的结果究竟如何，却鲜有后续消息传回。
早在抗战前夕，军统奉蒋介石之令，务必在延安设立情报站或小组，并配备一部特工电台。然而，多年来，这一任务始终未能如愿以偿。戴笠在捕获张国焘后，满怀信心地以为凭借其关系，此事定能轻松完成，却未料到，张不仅未能将共产党和红军的核心骨干策反，甚至难以渗透其中。即便是张口承诺在边区成立军统组织，这样的“小事”也未能完成，使得他无法向蒋介石交代。据悉，最终在被称为“阴阳交界”的洛川县（洛川居民称之为阴阳地界，阴间指国民党统治区，阳间则指陕甘宁边区），才设立了一个所谓的延安组，并放置了一部电台，仅此而已，以此敷衍蒋介石。
数年间，张国焘虽屡遭挫折，从事阴谋活动亦非毫无成效。在多次碰壁之后，竟有奇迹发生，一位曾于红军中担任团长的朱某某，最终投奔了他的麾下。这一突如其来的好消息，令他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地拨通了电话，急切地要求与戴笠见面，以告知此喜讯。
戴接见时，亦显喜悦，乐于聆听他的自豪述说。询问该团长部队驻扎何处，得到的回复是：团长先行联络妥当，再行带领部队。戴笠或许比张国焘略胜一筹，一个红军团长若擅自离队后再欲招募他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只会落得和张国焘同等的孤家寡人境地！
即便张国焘屡遭挫折，未能实现他自诩能够完成的各项任务，戴笠却并未因此放弃对他的利用。戴笠本人亦需从多角度寻求对策。经深入研究，他最终决定打出一张王牌，即强化对边区外围的管控。
最初，在军统陕西省站的基础上，另设陕北站，该站由他亲自举荐黄逸公出任站长之职。鉴于站部位于榆林，因此亦被称作榆林站。
在汉中设立一处秘密侦察站，由戴笠亲自指派程慕颐担任站长。该站与汉中军统所辖的汉中统一检查所紧密协作，展开一系列半公开行动。这些行动针对前往或来自陕北的革命志士及爱国青年，进行审查、扣押等举措。
在强化对西北耀县地区行政专员梁干乔负责的军统工作区域实施边区封锁的同时，张提出了增设数个所谓策反站、组的建议。据称，此举旨在运用“以小博大”的策略。然而，我始终未能听闻这些站、组的“小虾”们成功钓获过什么“大鱼”。或许正如他所说的“大鱼”，仅此一条，早已被名利所吸引而落入陷阱。
自1943年起，戴笠对这位所谓的“宝贝”已看破其真面目，料定难以从中获取太多利益。经一系列“反共专家”的深入剖析，他们认为张国焘在共产党内名声扫地，无人愿意与他同路共赴绝境。当然，这也与共产党内部严密的防范措施密切相关。
在张的训练指导下，约300名学生中，仅有少数被派遣至边区和红军驻地。然而，随着人数的逐渐减少，我们再也无法继续派遣学生至上述地区。最终，我们不得不重新规划他们的去向，其中大多数被分配至各兵工厂的警卫稽查组，旨在防止共产党在这些工厂中开展活动。
张国焘在戴笠心中的厌恶与日俱增。戴笠有时数月甚至半年才与他相见，相见时也总是面无表情，敷衍了事。那种起初的亲热已荡然无存。有一次，因不知何事，戴笠约张国焘至曾家岩的住所交谈。恰巧我因事拜访戴笠，只见张国焘垂头丧气地走出。我与张国焘仅点了点头，便径直进入。我注意到戴笠仍余怒未消，目光扫向门外，语气中充满了责备：“此人实在无礼，切勿以为这种态度便能轻易应对！”
自那之后，张对戴笠的见面变得颇为忌惮。当时我主管事务，行事无不仰赖戴笠的神色，他若喜悦，我便极尽奉承之能事，有求必应；他若不悦，那便只能敷衍了事，态度冷淡。张国焘自然也不例外，军统对他往日的诸多优待，渐渐减少乃至取消。昔日他拥有一辆专属的小轿车，我便以汽油进口日益紧张为借口，改为若有出行需求，可随时召唤，然这“随时”却未必能如愿以偿。
曾有一回，军统部门从海外引进了几辆新型小车，我便趁机测试了它们的性能。当时，随行的汽车大队长和中队长等人正向我详细介绍每辆新车特色之际，一名值班员急匆匆跑来向中队长汇报：“张主任来电要求派车。”我随口一问：“是哪位张主任？”答曰：“张国焘主任。”我吩咐道：“就派一辆三轮车给他，告诉他今天的小汽车都已被借出。”周围几位汽车大队的负责人听后都笑了，心知我是在开玩笑整治张国焘，于是依我之言派出了三轮车。
在逐一试验了几辆新车后，我正从最新一辆车的驾驶座上走下来，恰好目睹张国焘浑身湿透，坐在三轮车的后斗中驶入车库。鉴于重庆天气多变，时常突降暴雨，转瞬又恢复晴朗，他刚下车便怒气冲冲地直奔中队长的办公室，指着对方大声责问：“为何不派遣多辆小车，却只派给我一辆破旧的车辆？”
我急忙跟随其步入屋内，目睹中队长正忙不迭地向他道歉并解释情况。对方仍旧怒气未消，我则斜着脑袋，带着一丝轻蔑的神情，不怀好意地嘲讽道：“莫要责怪他！正是我指使他这么做的！”
“你负责管理汽车，自己却享用着如此豪华的车辆，我因公外出，你却故意安排一辆破车给我，这合情合理吗？”
“张主席，请收敛你的那一套吧！这里并非延安！请你识时务，懂得分寸！”
听闻此言，他顿时羞愧难当，面色涨得通红，眼泪几乎夺眶而出。
我心中怒气未消，本欲再对他冷嘲热讽一番，却不料汽车大队的几位负责人连哄带推，将他带离现场，安置于一辆新车之中，让他离去。他全程未曾多言，或许已意识到继续与我争执无益，只会徒增尴尬。纵使他素来固执己见，此刻或许也意识到身处他人屋檐之下，不得不低头吧！
自然，事发之后，即刻便有人向戴笠举报了此事。
翌日清晨，戴笠便将我召至面前，一语出口便对我怒斥：“你太过缺乏政治远见。”我故意装作对所犯何错一无所知，任由他喋喋不休地指责我良久。至于我究竟是如何说出那些轻视张国焘之语，如今已记忆模糊。主要是我认为他并未取得任何令人瞩目的“成就”。
戴笠以教训的口吻指出，张在军统任职期间，并未履行其曾夸口和承诺的诸多职责。这并非全然因为他不够尽力，毕竟自他离任之后，共产党对与他过往有关的人员均实施了教育和防范措施，导致他的影响力微乎其微。然而，有一点值得留意，张在世界共产主义组织第三国际中仍保持着一定的地位与影响力，这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利用的空间。尤其是要谨防外界得知我们对他态度恶劣，以免那些意图投奔我方的人心生顾虑。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在表面上维持这一套……
“那没什么，没什么！”并声称这种小节他早已置之脑后。
难道真会遗忘？我坚信那些简短的言辞，他定会铭记于心，因为那话语直击他丑陋灵魂的深处。
沈醉
在那次戴笠当着他的面斥责我过于年轻、不谙世事，形容我为一时任性之辈，即便日日责骂，亦难以改观。他更是指出，我自十几岁便随他左右，未曾潜心研读，以致于政治见解颇为匮乏。面对此言，我只得恳请他莫要过于介意。
张国焘无奈地违心对我赞誉了几句，而戴笠则当着他的面多次叮嘱我：“张先生今后所需之物，你必须悉数遵命办理，不得擅自决断。”
我虽言辞恳切地应允，实则心底明白，这不过是权宜之计，用以维持表面的和谐。毕竟，张尚存有一丝可以利用的价值。同时，我亦需谨记，不可因此举动而影响那些意图加入国民党的人们。
确实如此，戴笠只要察觉到任何可以利用之处，绝不会放过张国焘。事实上，他对如何驾驭这位大叛徒，可谓是费尽心机。为了将张国焘培养为军统的高级情报人员，特意推荐他担任由各党派、民主人士以及社会名流（即社会知名人士）共同组成的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期望张国焘能在该组织中搜集情报，尤其是首先了解国民党以外的参政员对国民党政府有何意见与不满，以便在会议中能够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
传言，此番策略再度遭遇败绩。共产党方面的几位参政要员，如周恩来等，他根本不敢轻易接近，而这些人对他亦是视而不见。至于民主党派的几位领袖，更是对他不屑一顾，不愿与之交往。唯有国民党方面的几位参政员，尚能与他有所互动，然而即便如此，他也深感在那些场合中显得异常孤立。
每逢国民参政会召开之际，军统局党政情报处、外勤单位及渝特区等机构均迎来工作高峰。戴笠先生常叮嘱我，务必全力配合他们的任务。我主要负责在夫子池附近筹备几处临时工作组的活动场所，包括特务的办公与住宿。除电话局安装一部电话外，还需军统局电话队增设一部直通总机线路，以便戴笠、毛人凤先生随时与临时工作组保持联系，既可了解会议动态，又能下达各项指令。军统党政情报处的处长、副处长及党政科长等，常亲自带领负责情报编审与分析研究的特务人员前往工作，直至大会闭幕方才返家。因此，为他们安排好食宿，并配备数辆专用小车，成为必要之举。从筹备到结束，我需多次亲自检查，确保一切安排周全。当时军统对经费开支并不拘泥，宗旨是确保工作顺利完成。
犹记得某次我在审阅生活相关事务时，一位副处长与处长正忙着整理来自各方的有关大会的情报。他们对我的到访并无隐瞒，我提出的问题，他们也都坦诚相告。我随手翻看着堆积在桌上的情报，不禁询问他们是否获得了张国焘方面的任何重要信息。然而，出乎我的预料，当我提及张国焘时，他们竟以不满的口吻简洁地回了我一个字：“屁！”
抗战的硝烟散去，戴笠这位军统的掌门人，却不幸在一场空难中陨命。郑介民接任军统局局长之位后，果断作出决策，对机构进行改组、精简和裁员。众多曾因接收战利而暴富或具备自谋生路能力的大特务，纷纷借此机会，申请自寻出路，摆脱了这个以“家法”为规，却缺乏“国法”约束的邪恶组织。
郑介民
张国焘因早先未能得到军统的重视，深知继续留任已无益处，不知是凭借何种关系，竟意外地谋得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的肥差。在我与几位大特务为其赴任举行饯行之际，他在酒足饭饱之后，仍不忘讨好国民党，并对共产党进行诬蔑。他声称担任分署长一职，主要出于对过去在共产党内工作时对江西同乡的愧疚，认为给江西人民带来了诸多损失，现欲利用美国的救济物资，稍尽心意以弥补过失，并向家乡同胞求得谅解！此等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之言行，真令人瞠目结舌，不知世上有何羞耻之事能与之相比！他竟能说出如此荒谬之言，实属罕见！
在抗战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国民党当局将众多珍贵的古代文物从各地运往四川妥善保存。在紧急转移的过程中，无论采取何种手段，首要目标便是确保这些文物不落入敌手。然而，当胜利的曙光初现，文物从四川运出的计划便显得复杂起来。鉴于水上运输风险极大——川江波涛汹涌，滩险水急，一旦文物落水，便难以找回，即便找回，字画、书籍等也难免遭受损毁。飞机运输同样存在安全隐患，因此，众人普遍认为，最稳妥的方式便是选择陆路运输。即便汽车途中抛锚或发生翻车，文物也不会遭受损失。
适逢军统接管中美合作所之际，手握2000辆装备精良的十轮大卡车，此外还配备了专门的维修车辆与吊车。鉴于许多军统的重要档案需要通过陆路运往南京，遂调拨了其中1000辆卡车，专责运送古董与档案。毛人凤便委派我全权负责这项任务。
穿越南昌，我率领着这支浩荡的车队，拜会了江西地区的数位军统要员。起初，我并未打算拜访张国焘，然而，不知是谁将他告知了此事，他竟主动邀我至其分署一叙，声称有要事与我商讨。无奈之下，我只好前往一探究竟。
我万万没想到，这位自称是“中国正宗布尔什维克”的人物竟会说出如此一番话。听闻我所率领的车队规模庞大，沿途的关卡与哨所的负责人要么是我的往日学生，要么是曾经的下属或同僚，他便轻蔑地评论道：“你的车队通关关卡，非但不会受到检查，甚至可能连迎送都来不及。倘若你携带几卡车所谓的‘四川土产’（实则指鸦片烟等毒品），不仅你个人的享用将源源不断，连你的子孙后代也可享用不尽！”
听闻他这巧妙的双关语，我亦以轻松的语调回应道：“这四川特产，咱们吃怕了，谁还会稀罕那些榨芽、曲酒？如今流行‘吃洋货’（即指那些美国救济物资），所以我便没带来，正想找你一同尝尝新鲜，换换口味呢！”
他听闻此言，忍不住哈哈大笑，接着说道：“谁会信你这么清廉啊？”
我向他坦白，我确实是一名贪官。我之所以能够积累财富，是因为我常有机会与商人交往，借此机会进行大额交易。但这一切都是幕后操作，我从未亲自参与。我绝不可能亲自携带所谓的“四川特产”去赚取非法之财。因为虽然检查人员不会对军统局的车队进行搜查，但那些搜查毒品的警犬却不会顾及礼仪。它们会敏锐地嗅出哪辆车可能藏有违禁品，并对着那辆车狂吠不止。即便检查人员不进行搜查，我的面子又往何处搁呢？因此，每次经过关卡，我都会特意让警犬自由搜寻，以此证明我们的车辆无任何毒品。
他闻言，随即对我竖起大拇指，赞叹道：“真高明，真高明！”
玩笑过后，他缓缓将椅子移至我身侧，低声诉说道，他渴望与我相见，原因在于他身为分署长，虽手头掌握的救济物资颇为丰富，却多为军用余物以及美国捐赠的陈旧衣物和鞋帽。然而，江西省站下的众多特务以及在该省任职的军统分子，诸如南昌市长、省训团教育长、警察局长、检查所长等，纷纷以关照家乡各县为借口，索要更多物资分配。这让他倍感困扰，因为一旦某个县的物资分配过多，另一个县便会有所不满，纷纷指责他分配不公、存在舞弊行为。
在听闻他的满腹牢骚后，我忍不住仰天长笑，半开玩笑地回应：“不必忧虑，放心大胆地多给些他们，等他们把东西带回家乡，肯定会把你的那份悄悄揣进腰包。最终，情况可能和别的县别无二致，甚至可能更糟。但你却做了个顺水人情，既不冒犯他人，又完成了任务，这又有什么难题呢？”
然而，他对我所持的观点持不同意见。鉴于尚有人需核对账目，他最终提议，次日午间设宴，邀请那些看似凶狠的人物共聚一堂。他希望我能当众提醒他们，多给予他协助，尽量避免给他制造麻烦。
听闻他计划次日设宴款待，我随即告知：“翌日清晨我便需启程，原因是横跨赣江的那座木质桥梁因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若众多车辆无法顺利渡江，我恐怕难以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我必须抓紧时间，在夜间完成所有车辆的过江任务。此外，这些车辆也不能停留在市区，过江后，我将在次日清晨离开。”
在我言辞之后，他随即吩咐务必在遇见那些高级特务时告知他们，今后不得再向他索求物品。同时，他命人从办公室后部搬出两大箱罐头食品等物资，赠予我。我连声拒绝，表示车内已装载了过多的“四川土产”，实在无法再容纳这些“洋货”。
他热情地邀请我挑选几样我孩子们偏爱的美食带回家，以此表达他的好意。我环顾四周，只见都是五磅装的黄油、奶粉等大罐头，我笑着回应道：“这些并非我和孩子们所喜好的，我家中此类物品堆积如山，几乎无人问津。”
他显得有些不悦，便询问我和孩子各自偏爱何种美食。我答道，我偏爱的是“S·W”品牌的咖啡，此外，我还钟爱火鸡和芦笋罐头；而孩子则对芒果、草莓和金钱鲍鱼情有独钟。听闻此言，他也承认救济物资中并未包含这些美食。尽管他的好意我心领神会，但实在无法接受这份厚礼。
在结识张国焘的数年间，我对他印象颇深，其人狂傲自大，傲气冲天，生活上亦颇为堕落。尤其难以容忍的是，他听不进他人意见，自以为是。当然，有些细节并非我亲见，而是从派往他家中照料生活的勤杂人员处听闻而来；这些人员均经我亲自挑选，由军统总务处派遣。他们既负责照料他的日常起居，亦肩负着“引导”其思想与言行的重任。
或许他也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为了彰显对国民党的忠诚与真诚，避免引起任何猜疑，每当有客人前来拜访并与其交谈时，他总是在会客室中敞开大门，有时甚至故意提高音量，以免他人产生误解。这种苦涩的心情，或许源于一种无奈。身处他人屋檐下的感受，让他变得格外小心翼翼。我有时在听他讲述这些时，也不禁为他感到羞愧。
在派驻到我家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除了须向其所属的总务处主管人员定期汇报工作外，更享有在察觉到重大情况时，直接向戴笠和毛人凤提交“小报告”的权限。他们常以领取物资、薪俸等为由，找总务处庶务科长或勤杂士兵管训股长，口头报告张的日常起居。他们认为有必要的事项，便会向我汇报，而我仅仅是聆听，未曾听闻他在私底下抱怨或发表异见，更未曾听闻他针对戴笠或蒋介石等人物有过不敬之词。通常，他只是对家中成员发泄脾气，或者因菜饭不合口味而对厨师进行责备。
曾有一次，我听闻他在电话中与人争执不休，于是特地叮嘱务必详查其争执的对象与缘由。至于后续的具体情况，我已模糊不清。总之，那并非什么重大事件，因此我对此事印象不深，也未向戴笠和毛人凤进行汇报。
戴笠对这番情况并不太在意，只是询问了我派遣至张家的人员是否可靠。我向他保证，这些人都是我亲自精挑细选并严格考核过的，因此完全信任他们不会有任何问题，戴笠便不再追问。
某日，我在毛人凤的办公室内与几位处长随意交谈。谈及张国焘的日常生活，我感慨道：“没想到这位兄台如此懂得享受，与我们并无二致。”毛人凤听后微微一笑，回应道：“若非与他人有共通之处，他又怎会投奔我们呢？”
我与张国焘的最后一次会面，发生在1949年春的伊始。当时，毛人凤在上海蒲石路的家中设宴款待张，亦邀我一同出席。那日，两人的交谈占据了主导，我仅是向张致以诚挚的问候，并未与他进行深入的交流。
餐后，毛人凤似乎又回到了他们先前谈话的焦点：他恳切地希望能留在大陆，不愿离去，并强调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意愿，更是“老头子”亲自作出的决定。
听闻之后，他立刻回应道：经过深思熟虑，他已决定不再追求其他事务，他渴望隐居于台湾那山清水秀之地，过上平凡百姓的生活，并潜心创作，其余的一切皆不再挂心。
毛人凤却一再劝他留下来好，并说经过多方研究、分析，共产党来了决不会杀害他，而留下便能在共产党内有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这比去台湾的作用要大得多。
闻言，他默默低头沉思。我和毛人凤俱寂无声，静候着他的回应。
数分钟后，他缓缓抬起头颅。显而易见，彼时的他心情沉重，或许还夹杂着几分痛苦。众所周知，尽管这并非一项命令，却也非易推脱的棘手事务。他竭力压抑着内心的波动，声音低沉地说：
“你们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他们虽至，断不会将我逼至绝境，但一番批判与斗争却是难以避免。我已年事渐高，听听昔日同僚的指责，尚能承受。若是遭那些年轻人整治，我实难忍受。人皆有自尊心，而这些年轻人偏偏喜好挫人锐气。”
他回忆起往昔在党内所经历的批斗，眼角瞥了我一眼，感慨道：“批斗我已是家常便饭，然而若见到昔日老友非但未施以批判，反而投来几句讥讽，那滋味，实比挨刀还要痛彻心扉。”
我未曾预料，昔日我对他所发的讥讽之语，他竟铭记至今。这正应了那句俗语：“利刃割体，伤痛虽深，尚可愈合；言语伤人，仇恨却难以平息。”回顾往昔，我的言辞确实有失妥当，颇显不妥。
那一次，他与毛人凤的对话最终以不愉快的结局告终。毛人凤已经明示，若他不肯留下，台湾这片土地对他来说并不敞开大门。
我和毛人凤送他出门登车后，毛人凤回来刚坐下点燃一支香烟，我就迫不及待地问他：“为什么要让他落入共产党之手？”毛人凤反问我一句：“过去他就没有做出过什么，让他去台湾还能做出什么呢？”
据悉，他曾在上海解放前踏足台湾，有人目睹他如丧家之犬，与昔日自延安逃至武汉时的光景迥异，鲜有人问津，因此他并未久留，转而前往香港。据推测，在他担任江西省救济分署长期间，所获收益恐怕有限。鉴于香港高昂的生活成本，他并无其他特殊技能，唯有依赖笔耕不辍以维持生计。
他引以为豪且赚取颇丰的，便是那部被大肆宣扬的《我的回忆》，全书分为三大册。然而，在这数十万字的巨著中，竟未收录我之前所提及的内容。我想这并非遗忘，而是出于羞涩，毕竟这与他对自己的夸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念及与他曾有一段同事之情，我特地为他补充这段回忆，这也算是对我之前对他的讽刺的一种补偿吧！
张国焘、杨子烈伉俪
完成回忆录的编纂后，他在1968年携妻子杨子烈一同迁往了加拿大多伦多。直至我弟弟解放后首次从加拿大返回北京，我方才得知此消息。
后来，张国焘在加拿大不幸患上半身瘫痪症。由于经济拮据，他被安置于一家官办的无偿养老病院，度过了两三年的时光。然而，一天，他突然从病床上坠落，护士发现时已为时已晚，未能及时施救。这位曾被誉为“大不老实的人”的张国焘，便在悄然无声中与世长辞。